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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也無非是這樣。塞納河畔的梧桐葉黃了的時節，望去確也像鍍金的波浪。
但樹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“清國留學生”的速成班，頭頂上盤着大辮子，在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，形成一座愛斐爾-梭勒鐵塔。
也有解散辮子，盤得平的，除下帽來，油光可鑑，宛如小姑孃的髮髻一般，還要將脖子扭幾扭。實在標緻極了。
公寓房東太太的起居室那裏有幾份報紙可看，有時還值得去坐坐；倘在下午，臨街的那間小客廳裏倒也還有些陽光。
但到傍晚，樓上的琴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，兼以滿樓梯菸草氣繚繞；問問精通時事的同學，答道：“那是在練華爾茲。”
到別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我就往索邦醫學院的預科班去。從盧森堡公園出發，乘電車不過三刻鐘，便到一處站臺，寫道：蒙日廣場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。
其次卻只記得先賢祠了，那是許多法蘭西大賢安息的地方。醫學院預科班是一座灰樓，並不高；冬天陰冷得厲害；中國學生倒有五六人，都在預備班裏。
大概是物以稀爲貴罷。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，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，倒掛在水果店頭，尊爲“膠菜”；福建野生着的蘆薈，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，且美其名曰“龍舌蘭”。
我到巴黎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，不但得了“索雷爾獎學金”，即便換了學校，也還有幾位先生爲我的課程操心。
我先是住在穆浮達街的一個公寓裏的，早春還頗寒，壁爐卻已經停了，後來向房東要了條舊毯子，裹了全身，只留兩隻手翻書。
在這呵氣成霜的屋裏，竟也讀完了厚厚一本《生理學》，居然沒有生病。
房東包餐的麪包奶酪也不壞。但一位先生卻以爲這公寓太靠近酒館，我住在那裏不相宜，幾次三番，幾次三番地說。
我雖然覺得酒館的喧譁和我不相幹，然而好意難卻，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。
於是搬到笛卡爾街，離酒館確也很遠，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洋蔥湯。
醫學課自然是緊要的，但我那時不知怎地，心裏總覺無所寄託。
在南京時便常讀嚴幾道譯的《天演論》，又見他譯的《老衛兵》《故鄉》——那作者喚作“朗拿度·梭勒”的——字裏行間透着悲憫與智慧，教人看了，非得長嘆一聲不可。
到了巴黎，才知這位梭勒先生今年不過四十五歲，就在索邦講授文藝。我便起了念頭：何不去聽聽？
於是向學校遞了申請，說想修習文學課程。
管事的法國人瞪圓了眼，將我從頭看到腳，像是瞧見了什麼稀罕物事，最後竟也批準了，只說：“別誤了正課。”
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，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。“歐洲現代文學”是兩位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十九世紀小說。
其時進來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先生，慄色的頭髮近於全黑，拄着一支手杖，左眼戴着單片眼鏡，手裏拿着幾本邊角磨毛的書。一將書放在講臺上，便用了輕快的聲調，向學生介紹道：
“我是萊昂納爾·索雷爾。這學期由我來講巴爾扎克之後的法國小說。”
班上的同學低聲歡呼起來了，儼然戲班大角登了場。
他接着便講述《人間喜劇》如何爲現代小說開路，那些磨毛的書，便是他自己早年讀的版本，頁邊寫滿了批註。
起初有幾本是廉價的平裝本；還有英國書店買的英文譯本，他說如想學英文時，便可向他借這些書，譯得相當不壞。
那坐在後面歡呼的是文學院的老生，在校已經兩年，掌故頗爲熟悉的了。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梭勒先生的歷史。
這梭勒先生，據說是出身寒微的，年輕時住在十一區的閣樓，冬天只有一件舊外套，肘光如鏡；如今雖成了名，卻還常去工人咖啡館坐着，有一回被新來的侍者當作窮作家，不肯給他多一份糖。
又說他是電氣公司的股東，汽車工廠的創辦人，卻突然回索邦要教書。
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，我就親見他有一回下課後，在學校裏和管馬車的老工人聊了半日，還拍了拍那人的肩。
過了一星期，大約是星期四下午，別的法國同學多去了娼館，我獨在教室自習。他的助教便來叫我了。
到得研究室，見他坐在堆滿書稿的桌前——他其時正在校訂新書《動物莊園》的清樣，後來那書在《現代生活》上連載了出來。
“你的筆記，能給我看看麼？”他問。
“記得很亂……”
“不妨事，拿來我看！”
我交出那本粗陋的筆記去，他收下了，第二三天便還我，並且說，此後每兩星期可送給他看一回。
我拿下來打開看時，很喫了一驚，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。原來我的筆記已經從頭到末，都用紅筆添改過了，不但補了許多遺漏的作家生平，連法文的語病，也都一一訂正。
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：現實主義、自然主義、以及他稱之爲“清醒的浪漫主義”的那些作品。
可惜我那時法文到底不夠好，有時聽得糊塗。還記得有一回梭勒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，翻出我那筆記上的一段來，是他講福樓拜《情感教育》的話，指着，向我和藹地說道：
“你看，你將這個人物的動機理解得偏了。——自然，這樣想，的確更有些悲劇意味，然而小說人物不是傀儡，他有自己的邏輯，我們不好隨意替他添些心思。
現在我給你改寫了這幾句，以後你要多注意上下文。”
但是我還不服氣，口頭答應着，心裏卻想道：
“理解還是我的深刻；至於作者的用意，我自然還是知道的。”
學期中間有一次小考之後，我便去盧森堡公園散了半天步，回來時成績早已公佈了，同學三十餘人之中，我在中下，不過是沒有不及格。
這回梭勒先生所擔任的功課，是左拉與自然主義。
講到左拉的《萌芽》那一日，他又叫我去了，很高興地，仍用了那輕快的聲調對我說道：
“我因爲聽說你先前學的是礦務，左拉先生的《萌芽》，便是受礦工苦痛生活的啓發。你有空可與中國礦工的生活作比，也好知道文學的脈絡是相通。”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。他不僅知道中國有科舉，而且瞭解得很詳細，有次問我八股文作得怎麼樣，我只好說自己連秀才也未曾得中。
又同我說中國的讀書人變成怎樣的迂腐，末了鼓勵道，“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。”
有一天，同班的法國學生到我寓裏來了，要借我的筆記看。我檢出來交給他們，卻只翻檢了一通，並沒有帶走。但他們一走，門房就交給我一封很厚的信，拆開看時，第一句是：
“你改悔罷！”
這是《新約》上的句子罷，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。其時值左拉先生逝世未久，德雷福斯案餘波又起，巴黎報紙上天天爭論。
其次的話，大略是說上次小考的題目，是梭勒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的，我因爲預先知道，所以竟能及格。末尾是匿名。
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。因爲要辦沙龍，教務便在佈告欄寫通知，末一句是“如熱愛文學，務必到場”，而且將“熱愛”用了大寫強調。
我當時雖然覺到大寫得可笑，但是毫不介意，這回才悟出那大寫也在譏刺我了，猶言我得了梭勒先生的偏愛。
我不好將這事告知梭勒先生，恐他起忿；但有幾個和我相識的同學也很不平，一同去詰責教務的無禮，並且要求他們將懷疑的證據拿出來。
終於這流言消滅了，教務卻又竭力運動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結末是我便將這滿是道德教訓的信退還了他們。
中國是弱國，所以中國人當然是愚昧的，分數能及格，便不是自己的本事了：也無怪他們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參觀羞辱弱國人的命運了。
有一回梭勒先生講到殖民文學，帶了幾張《小巴黎人報》的畫報來，上面印着非洲土人喝咖啡、穿西裝之類的漫畫。班裏幾個學生便笑起來，有一個回頭瞥我一眼，像是在看畫報上那些土人的同類。
“野蠻人喝咖啡便也還是野蠻人。”有人低聲說。
這種低語，是每看一張都有的，但在我，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。此後回到中國來，我看見那些租界裏趾高氣揚的外國人，他們又何嘗不帶着這樣的眼神看中國人，——嗚呼，無法可想！
但在那時那地，卻從S城寄了一封信來，是母親央我回鄉。
到第一學期的終結，我便去尋梭勒先生，告訴他我將不多聽文學課了，並且將離開法國，離開巴黎。他的臉色彷彿有些驚訝，似乎想說話，但竟沒有說。
“我想回中國也可繼續學文藝，用先生教給我的眼光。要醫中國人的病不在身體，在精神。”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文藝，因爲看得他有些悵然，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。
“爲醫學這些實務學的知識，於文藝也有些幫助的。”他想了想說，“柯南·道爾、契訶夫便都是學醫，一樣寫得很好。”
將走的前幾天，他叫我到他家裏去——那是在維爾訥夫的一棟別墅，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文字的書，中文的竟也有十幾種，嚴譯的《老衛兵》就在最顯眼處。
他交給我一張照片，是他在索邦圓頂下的半身像，後面寫着：“戒菸”，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。
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，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。
我離開巴黎之後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，又因爲狀況也無聊，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，便連信也怕敢寫了。
經過的年月一多，話更無從說起，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，卻又難以下筆，這樣的一直到現在，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。
從他那一面看起來，是一去之後，杳無消息了。
但不知怎地，我總還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
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爲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文藝；大而言之，是爲人類，就是希望清醒的勇氣能傳到各處去。
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在中國只被識西學的所知道。
他所改正的筆記，我曾經訂成一厚冊，收藏着的，將作爲永久的紀念。不幸回國時過蘇伊士運河，中途遇着風浪，箱子進了水，許多書稿都黴爛了，恰巧這筆記也損毀在內了。
責成輪船公司去查，寂無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每當夜間疲倦，正想偷懶時，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溫和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說出輕快卻有力的話來，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，而且增加勇氣了。
於是掐掉手裏的煙，再繼續寫些爲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。
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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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①文中“梭勒”爲法語姓氏Sorel的音譯，在嚴復等早期譯介中常作此譯，現在通譯爲“索雷爾”。萊昂納爾·索雷爾曾於1902年短暫在索邦文學院任教一年。
②作者於1902年1月畢業於南京礦路學堂，成績優異獲公費留日資格，同時獲得“索雷爾獎學金”。後於當年3月赴法留學，進入巴黎高等礦業學校深造。同年9月轉入索邦醫學院預備班，並往文學院旁聽。